转载自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4.

杨林

一、跪着与平等

  一九八九年学潮的起因是胡耀邦的去世,但引起绝食的却是李鹏拒绝接收学生的请愿书。要不是邓小平把李鹏扶到总理的位置上,如果当时的总理有一点智慧来处理学生的请愿,绝食就不会发生。不接请愿书不只是智慧问题,更是心态问题。

 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,中国人只能是对别人跪着,或别人对我跪着,而不能平等地站着或坐着。当时没有多少人觉得跪着递请愿书有什么不妥。学生把自己摆在低下的地位,给对方更多的面子,以示诚心。他们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放下架子,来接他们的请愿书,会和他们对话。其实,不管他们是跪着还是站着,李鹏们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,以后的四·二六社论、戒严令和六·四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
二、成者王、败为寇与程序公正

  今天还记得六·四或把六·四铭刻在心的人们,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,已是极少数。中国人已有太多的苦难和习惯于遗忘,是原因之一。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少,然而他们拒绝遗忘。看他们对待纳粹的态度,再比较我们对待抗战、大跃进、文革的态度,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擅于遗忘。

  有的人“忘记”六·四,甚至为统治者辩护,深层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“成者王、败为寇”的思想。在他们看来,因为中共还在台上,中国才迎来了“经济繁荣”的 “盛世”,所以,共产党当年的做法就必然有道理。这些人没有对真理的追求(“真理”本身就是外来词),不关心程序的公正;他们只关心最后的赢家,而不管其过程是多么邪恶、多么残忍。纵观中国的历史,无不如此。宋襄王成为笑柄,秦始皇视为英雄,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
  这些人对柴玲的痛恨也源于此。柴玲的“用流血唤醒民众”的说法,比起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如果当初的流血真的唤醒了民众,导致了中共的改组,柴玲(们)就是今天的英雄。对中共用几千万人的血和谎言取得了政权,用几千万人的生命去试验超英赶美的“大跃进”,又用千百万家庭的破碎和一代人的青春去树立一个神像,这些人都可以遗忘,或者用“失误”一笔带过。但他们不能容忍柴玲的想法,却愿意为刽子手辩护。这无非因为柴玲等是失败者,而刽子手还在台上。

  说起程序公正,在《华夏增刊》纪念文章里,有人已经指出当初的屠杀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。绝食到五月底已经冷下来,其实只要再拖上几个星期,学潮就会自动结束。邓小平之所以要杀人,目的是为了封住人大的口,因为当时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紧急召开人大会议。人大会议一旦召开,邓小平、李鹏的下台几乎是肯定的。

三、国家与个人

  David Echeman博士曾在“健康家庭”讲座上提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别。在他看来,东方注重于集体的荣耀与羞耻(group: honor vs. shame),而西方强调个人的清白与负罪感(individual: innocent vs. guilty)。在什么都要为抽象的集体着想的文化氛围里,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,小集体服从大集体,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服从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有最后解释权的“国家利益”。于是,个人成为“草民”,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,几千万人的生命还是微不足道。

  在一次辩论中,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把所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事件都归为“手段”。我问他,如果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是“手段”,那目的是什么?他虽然没有说,但我知道,朱成虎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想法: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和美国打上一仗,哪怕中国的人口只剩下零头,哪怕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变成了焦土,他也在所不惜。

  今天民众对待六·四的淡漠,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种“集体主义”,更确切一点说,是“大中国”主义在作祟。今天到处在“唱盛”中国,比如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。为了这个强国梦,几百矿工的生命不算什么,几个村几个镇的艾滋病人的生命不算什么,民工拿不到工资不算什么,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算什么……在这种思维之下,不少人已经不在乎遥远的十八年前发生过什么。他们不要任何“噪音”来干扰所谓的强国梦。